近几年，有关郭沫若的话题又多了起来，特别是对郭沫若的评论和争议比较多，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久前在长春刚刚结束的“郭沫若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研讨会别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郭沫若学刊》是全国唯一一家郭沫若研究的定期期刊，由四川郭沫若研究学会主办、中共乐山市委宣传部主管、乐山市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协办。该刊1987年正式出版，到现在这份季刊已有52期，加上从1979年到1986年的8期“内刊”，至今共出刊60期。1979年郭沫若逝世一周年时，在四川召开了一个纪念会，郭沫若的生前好友夏衍、阳翰笙等到会。《郭沫若学刊》即在此之后出刊。
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马识途曾说：“把郭沫若作为一个历史的人，作为一个在世界和中国发生决定变化的风云际会之时所诞生、成长的中国人，作为在中国这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并深受这种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作为西学东渐之际向西方寻求解救道路的善良学者，作为一个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诗人却卷进现实的革命斗争并担负政治重任的作家，作为一个在中国的几翻几覆，大起大落的政治浪潮中一直受左倾思想和个人崇拜之害而不自知的革命家来进行研究。”这正是《郭沫若学刊》创刊50期以来，所努力去做的。该刊注意把郭沫若同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史结合起来研究，开展了“郭沫若与爱国主义”、“郭沫若与科学文化”、“郭沫若与传统文化”、“郭沫若与抗战文化”、“郭沫若与中外文化”等二十多个专题的讨论。根据这些文章出版的《郭沫若研究》系列（8本）1994年获四川省最佳图书奖。这些专题讨论，对推动全国范围内的郭沫若研究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对郭沫若的认识和研究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但是，该刊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按照该刊主编之一谭继和的说法，学刊的发展到现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创刊到1995年。这一时期，学刊的经费充足，甚至调研也有经费。稿件的质量较高，学刊的发行量也最大，最多时达六千，一般也有三、四千份。第二个阶段，从1995年到1997年末。这期间，学刊组织的专题讨论比较深入，经费也能保证，但发行量有下降趋势。稿件质量虽然还可以，但因为编辑力量弱，校对的错儿也比较多，这给学刊带来的最大的一个损失就是，学刊在这一时期，因为编校质量较差，而不再被评为一级学刊。第三个阶段，从1998年至今，编辑部老的同志开始退休，新的人员还没有补充进来，整个学刊处于一种维持状态。
谭继和说，今年马老（马识途）对此状况很着急，他说，郭沫若研究不能中断，学刊的性质不能变。这学刊的性质和宗旨就是，坚持学刊的学术性和资料性。所以从今年开始，该刊主要工作是加强编辑力量，进行调整，提高学术质量，发现有创见的论文。谭继和说，目前主要的问题是一般性的稿件多，高质量的稿件少。因为以前组织的专题更多地偏重于建国前的郭沫若研究上，该刊从2000年起，开展新的专题“郭沫若与新中国”的讨论，力图把郭沫若同近现代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联系起来加以研究的方向的深入发展。同时，他们打算明年要把内文设计、封面设计、以及栏目设置好好研究、“打扮”，让学刊也有一个新面貌。
四川郭沫若研究学会、《郭沫若学刊》和沫若堂，三位一体，构成了四川郭沫若研究的组织、阵地和基地。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建立郭沫若学。当初的两个工作重点——建立郭沫若研究资料中心和建立郭沫若研究的学术中心——至少是部分地实现了。
与《郭沫若学刊》相比，由郭沫若研究会出版的《郭沫若研究》近年来似乎比较沉寂。该刊从80年代开始到1997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一共出过12辑。据该刊的最后一任编辑、现任《传记文学》总编辑的蔡震介绍，该刊开始基本上是半年出一辑，后来变成一年一辑，再后来，间隔越来越长。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倒不是经费，而是达到一定学术水准的文章不够多。
《郭沫若学刊》和《郭沫若研究》的这种状况，也许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现代文学界的一种说法，那就是与鲁迅研究相比，郭沫若研究显得相对薄弱。有学者指出，“郭研界”尚未有像“鲁研界”那样出现一批高水平的学者和论著。郭沫若本身的研究价值毋庸置疑，他一生在古文字学、史学所取得的成就，他因为诗歌、戏剧等方面的作品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所确立的地位，还有他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和他对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重大影响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即使就郭沫若本身的价值而言，现在的研究也显得不尽如人意。
据初步了解，现在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选郭沫若作为论文题目的少之又少，这使得该领域的研究缺乏新生力量，也缺少活力，当然也就少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
有学者认为，郭沫若研究的这种现状，除了有包括他与政治、与时局的关系密切，以及目前一些研究者价值取向的变化等各种复杂因素外，有人认为，以往对郭沫若的“研究”，可能一开始就把他设定为一个“伟大”的“巨人”，这样的一个大的设定，可能让研究者、特别是青年人觉得无话可说，“研究”往往变成了一种“注释”，这是使得青年学者对此论题不大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的学者认为，与鲁迅研究相比，郭沫若的书信、日记没有大量公开，也是制约研究进一步深入的一个原因。
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林甘泉说，他对目前的郭沫若研究现状也不甚满意。他认为郭沫若研究要进一步开拓和深入，一是需要把郭沫若与20世纪政治风云和文化学术思潮的变动联系起来考察，研究时代对郭沫若的影响，和郭沫若对这种影响的反应。这样才能对郭沫若作为一个文化巨人的成就、局限和失误作出比较全面和实事求是的判断。二是要扩大研究郭沫若的视角。例如郭沫若与左翼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就还有值得深入探讨的余地。郭沫若不仅是文学家和史学家，他还是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这种多重身份和他在建国以后所处的地位，对他的心路历程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谭继和说，郭沫若文学方面的研究在很长时间一直多于对他的历史学方面的研究，这也曾是郭沫若研究的一个问题。1987年，有关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在武汉华中师大召开会议，组织历史学者有系统地开展对郭沫若史学的研究。这次会议大大改变了郭沫若研究的格局，自此，研究郭沫若的史学思想的学者队伍基本稳定下来并有发展。同时，有关郭沫若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大大增加，1989年，有关郭沫若史学研究还出了专书。《郭沫若学刊》后来也保证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来刊登史学方面的文章。
将有进一步的公开
在最近结束的长春会议上，有学者提出要“全面地、批判地研究、继承郭沫若的遗产”（张恩和），要“研究外国思潮在郭沫若身上的变异”（魏建），研究郭沫若身上的“尚力精神”（王本朝）等，这些都为进一步的研究开拓了思路。但这仅仅是开始，郭沫若研究仍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曾编过《郭沫若书信选》的黄淳浩说，郭老的书信选出版后，他又继续搜集郭老的书信，目前积累的已大大多于八年前。他认为，郭沫若的书信、日记不仅对研究郭沫若很重要，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史都有相当价值。已有其他学者建议黄淳浩进一步搜集材料，出版《郭沫若书信选》的续编。
据消息人士称，当初郭沫若曾对家属嘱咐不要公开他的书信、日记，既然作者本人有此遗愿，有关方面在一个时期内不公开这些资料，也是正常的、无可厚非的。
据林甘泉透露，中国社科院已正式立项，将进行《郭沫若年谱长编》的编撰工作，这一工作，必须引用郭本人的大量书信、日记方能有权威性。但他也指出，研究者和一般读者也不必对目前尚未公开的郭的书信、日记寄予过高期望，因为这些东西不会改变已有的、关于郭的总体结论，换句话说，现代文学史不会因为郭的书信和日记的进一步公开而被改写。另据有关人士证实，《郭沫若年谱长编》的确将利用目前尚未公开的郭的书信、日记等第一手资料。
当初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选》时曾说过与郭平英等郭沫若家属“通力合作”。后来郭平英、王戎笙等公开指陈陈明远伪造郭沫若书信，陈明远就用黄淳浩说过的这句话来做文章，当记者问到黄淳浩这个问题时，黄淳浩说，当初所谓“通力合作”，是指“我遇到什么疑难问题向郭平英等人寻求帮助时，他们都热情地给予支持。但这并不是说，我编的每一封信都给他们过目、认定。我并没有这么做，郭平英也没有向我提出这个要求。”“作为一个研究者，我有我的独立性。”
最早的郭沫若研究可以追溯到三、四十年代，但如果从1979年中国郭沫若研究会成立时正式算起，有学者认为，郭沫若研究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代学者，目前已60岁上下的一代可以算老一代，这一代学者所做的工作已有成规模的成果出来，特别是一些资料性的基础工作为整个研究打下了一个基本的基础。现在三、四十岁的中青年学者中也有人在做着很大的努力，有的还有很好的学术素质和研究思路，但这些必须转化为实在的学术成果，才能算数。而这些，也正是学术界所期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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